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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展览会上，三大运营商发布了大量5G新玩法。中国移动表示将为客户提供“5新”业务。提供5G超高清视频、真4K直播和VR业务，打造“新看法”；提供超高清、实时互动、多屏展示视频彩铃产品，打造“新听法”；提供超高清、无延时、云端运行、即点即玩云游戏，开创“新玩法”；提供即拍即玩互动短视频，创造“新拍法”；提供5G云盘、5G云手机、5G新消息等服务，推广“新用法”。

展望2019年，全球经济共振下行的风险较大，国内经济则面临名义和实际GDP增速继续下行压力。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，企业盈利将承受更大压力，权益资产的基本面将继续被侵蚀。因此，大类资产配置建议以防御为主，同时由于A股估值水平跌至历史低位，建议保持一定权益仓位。

2015年，施一公联合饶毅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等人，向国家领导人提交了《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》。施一公如此描述理想的大学：“我们希望五年以后、十年以后，这里可以聚拢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，在这里从事最尖端的科学研究，做出最有意义的科学成果，培养最优秀的青年学生，用自己的才智尽情地探索科学知识前沿，推动人类进步，造福全世界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美国政府一味地将自身的发展与外部元素孤立起来看待，但却始终都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方法，最终导致了其对华为政策的一再失效。再度获得“豁免”，对华为意味着什么？对于华为来讲，再次获得“豁免”无疑是一场胜利。尽管在这场胜利的背后，华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是，经过这场波折同样让华为成长了不少。正如那张刷爆朋友圈的图片一样，“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——罗曼-罗兰”。那么，此番“豁免”，对于华为意味着什么呢？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建臣对新京报记者解读称：“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是当前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点和难点，为何地方政府债券的规模下降？有三个原因，一是主动控制规模防范风险；其次，地方政府的还债成本在加大，还债的能力有限；第三，整个金融市场的吸纳能力也有限，也就是说发债发不出去。”

其次，中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和当年日美间的差异性不同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产业链重合度较高，双方企业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。例如在汽车领域，日本丰田和美国通用公司就是直接竞争对手。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多是互补，而非竞争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集中在纺织品、玩具、低端设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集中在农产品以及高端运输设备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业。因此，中美贸易纷争的矛盾并没有当年的日美间那么凸显。美国如果真对华发起贸易战具有很高的风险性，因为美国很难在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找到中国商品的替代品。